弹劾革共同政治局・全国委员在35全总前后对女性歧视袭击的声明
弹劾革共同政治局・全国委员在35全总前后对女性歧视袭击的声明
矢嶋 尋
全学连委员长
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中核派／革共同中央学生组织委员
革共同全国委员／革共同中央女性解放组织委员
（０）
首先，我在此就本次事件声明的发表发生大幅延迟一事，向有良识的革共同的同志们、共斗团体的各位以及支持我们的所有人致以诚挚的歉意。自事件发生以来，党针对学生组织的同伴们不断施以暴力袭击，革共同本部与前进社更是剥夺了我们大部分的生活及活动手段，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仍对因2024年12月京大集会而被逮捕镇压的两名学生实施救援活动，并为召开全学连定期大会而持续奋斗。特别是，我们还需要花费时间同那些决心支持我们并与我们一同战斗的同志们进行细致的内部讨论。经过我们在对如何防范国家权力等相关问题进行充分检讨之后，直至今日（9月21日）终于得以发表此次声明。
现围绕在革共同第35次全国委员会总会（以下称“35全总”）中，政治局以“石田的私党化与破坏党的行径”等所表述的一系列事态，为大家作一概述。今年7月，我向我的丈夫石田真弓递交了一份批判书，内容是针对他在政治与生活两方面所表现出的歧视女性的言行，并同时将该文书提交给了几位可信赖的同志。此后，约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在集体监督下进行了多次讨论，到9月初时，我认为石田的转变已达到我可以认同的程度。然而在这个事态的最后阶段，政治局却强行介入，从而引发了重大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
① 在政治局会议（8月31日）上，在完全在无视我（当事人）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对石田的处分；
② 政治局破坏了石田进行自我批判讨论的进程；
③ 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从我与石田共同撰写文书中断章取义并大量分发、扩散，以进行印象操纵——即策划对石田的“妖魔化”；
④ 在9月4日，面对我的抗议，以所谓“讨论石田问题”为名，召开了一场对我实施了数小时的恫吓与歧视女性的辱骂的以逼迫屈服为目的的“会议”；
⑤ 在完全无视我坚决抗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在35全总上通报将公开“石田的女性歧视问题”并作出处分决定；
⑥ 在35全总当日（9月6日），对我及与我并肩作战的学生同伴实施女性歧视性的暴力袭击，并将我们全员从前进社暴力驱逐；
⑦ 在9月11日，革共同政治局发表声明，歪曲我们有志学生的起义，并隐瞒其自身的歧视女性与破坏组织纪律的行为。
⑧ 针对我以及支持此次起义的学生同伴持续实施追击性质的暴力袭击与分化工作，无论党内党外，均通过信息扩散对我实施二次加害，且持续至今。
如上所述，革共同政治局及全国委员一干人等在35全总前后，极其凶暴地展开了这些罄竹难书的女性歧视、违犯组织纪律、破坏组织与暴力袭击等阶级犯罪行为。我们绝不原谅参与此等阶级犯罪的现任政治局成员，特此再次要求全体政治局成员做出自我批判并谢罪。
首先在此郑重声明，本次起义的“首谋者”是我——矢嶋尋本人。政治局虽然将其称为“石田派”云云，但学生同志们之所以签署联名文书，并站出来发动起义抵抗政治局，实际上是为了回应我的请求，一同抗议政治局对我实施的女性歧视袭击。
9月11日在网上公开的政治局声明（以下称“9・11政治局声明”——该文作者明显为秋月书记长），声称“情绪动摇的揭发者——我，是被石田拉拢并推到前台的”。这与公安警察或右翼宣称“女性全学连委员长是傀儡/看板/吉祥物”的说法并无二致，政治局充满歧视污染的女性观观念也在此暴露无遗。我在此可以断罪：持有如此腐朽思想的人士却处于政治局中枢，正是造成本次女性歧视事件的核心原因之一。
以下，我将事实为依据，澄清事态的来龙去脉。我深知，声明中包含大量组织内部情况的曝光，但是敬请理解：若事实被掩盖，则正义将无法昭彰。同时，我强烈谴责政治局不负责任地散布信息，把我逼迫到必须以实名发表此类声明并公开私生活的境地。
*注）实际上本为党名的部分在本文中会以[(本名)]的形式进行记述。
（１）
我与石田自2021年开始交往，因生活与行政方面的原因在2024年办理登记。此事对党内外的周遭人士中并没有隐瞒，但为了不向右翼等提供攻击材料，并未在社交媒体等公开。通俗地说，这四年半里有许多快乐，也有许多悲苦。由于我与石田双方作为“党的门面”或“指导部”承担着重责，在繁忙之中，连假日外出或家人团聚时间都难以保证，使我们处于几近“无家庭状态”的苦恼之中。尽管如此，我一直在尽最大努力维持这段关系。在这种客观状态的制约下，我虽然曾对石田产生过愤怒与不信，经常发生冲突，但总体而言他是最支持我的、最值得我信赖的同志。
今年7月中旬，我通过对我丈夫的批判，提出了关于改造组织与运动内部个人层面的女性歧视问题的课题。具体而言，我的愤怒来源于他以“太忙没办法”为由对家庭领域的忽视；来源于通过第三方得知他17年前与某女性的关系（当时该女性尚未完成离婚便开始交往）；以及愤怒于对产生并不断再生产此类做法的组织。此外，我在学习“grooming（儿童性诱骗）”与“性同意”的概念与实际情况时，意识到了问题——即在当前社会条件下，恋爱／家庭关系中包含〈性暴力〉的可能性不可避免，以及我们应如何思考并面对这一点。
需要澄清的是，现在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党内都存在流言蜚语，我必须说明：石田并不存在对我实施字面意义上的、无视拒绝意愿的暴力性强制“性暴力”，也并未有在我与石田交往开始之后有任何不忠行为。在对石田的谴责中，我从未主张这类“被害事实”。
自我提出问题后约一个半月内，在政治局员N、两名学生指导部成员、东京都委员会女性同志M等人的参与下，我们持续进行了讨论。讨论期间，应我的请求，相关人员安排石田暂停组织活动，使其专心进行自我批判。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他的转变已经达到可以“认可”的阶段。因此我在8月中旬提出，计划在9月中旬原定的全学连大会之后，把讨论的内容分享给更广泛的同志进行讨论，当时这一计划并未遭到任何反对。
然而，在8月21日学生指导部会议上，当问题概要首次较广泛地共享时，石田的言行给我感觉过于“轻率”。正因这是个敏感问题，我担心学生同志们会如何理解，因而陷入动摇不安。此外，恕我略去细节，当晚我阅读到另一名学生同志所写的文档时，其内容触及了我的不安并加速了动摇。翌日深夜，我给上述两名学生指导部成员发送了暗示自杀的信息。他们随后联系了女性同志M与女性劳动者同志R，二人立刻赶来，但这反而相对地强化了我对“未赶来”的男性同志的不信任。之后听说石田曾尝试赶来，但被女性劳动者同志R阻止说“别来”，这一点我在之后才得知。在此过程中，经由女性同志M所传达的有关政治局员HS对石田及政治局员N的言论，我对石田的不信感又被放大。在女性同志M与女性劳动者同志R的强烈意向下，通过政治局员HS、TY等介入，8月28日我们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中提交的一份短文，把与石田的家庭关系以逐条列举的极端恶劣的方式描述，后来竟被用作指控石田“罪状”的依据。
仅在三天后的8月31日，政治局作出了“8・31政治局决定”，宣称：“从8月28日[矢嶋]同志的文书来看，[石田]同志对[矢嶋]同志的性暴力指控，[石田]同志本人亦予以承认。[石田]同志对[矢嶋]的行为构成严重的阶级犯罪”“对[矢嶋]同志进行了长达四年以上的可憎的性暴力、女性歧视”。对于这一系列决定，我作为当事人并未收到任何的报告、联络或协商。
当晚，政治局对石田进行了“情况听取”，我亦在场。这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政治局的不信任感。政治局员HS向石田问及“8月28日文书上所写是否为事实”，石田仅确认了“因其为条目式描述，需确认细节，但基本上持承认立场”表明了带有主体性去接受的立场而已，除此之外几乎没有进一步的“事实确认”。事实上，我对石田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是：以承认其对我所表现出的女性歧视行为作为出发点，至于各种背景因素应在后续讨论中审视。因此，石田那样的回答并不意外。石田当场带来的一份作为自我批判开头的简单备忘，其立场与前述相同，但这份备忘后来似乎与我在8月28日会议中提交的文书一并被当作“自供证据”而被散播了出去。
此外，政治局员TY还对石田进行了空洞的批判，甚至对备忘中出现的如“名誉男性”（意指“身为女性却屈服并顺从于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者的人”这是关注女性运动者周知的用语）等词语抓住不放，追问“这是什么意思？”，暴露了其认识水平之低。值得注意的是，该用语在一个月前提交的石田最初的自我批判文中就已出现，但这些政治局员甚至未曾阅读，足见他们对问题并未做出应有的审阅与讨论。也就是说，政治局在会议现场接连暴露出的真实状况是：他们根本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讨论和审议。
我在与政治局直接对话中，对其权威主义的、外在化（事不关己）的且非主体性的“承担责任方式”抱有不信。于是，我在9月2日向政治局提交了一份题为“不能把此事交由贵方处理”的文书，并附上理由。该文书指出：政治局在关于“性暴力”与“阶级犯罪”内容的讨论上几乎没有进行实质性辩论；即便问及“8・31政治局决定”的讨论过程与内容，政治局成员也多无言以对，无法作答；政治局似乎仅以“矢嶋用了〈性暴力〉一词，且石田也承认”为依据，便试图把“8・31政治局决定”作为35全总的既定方针推进——对此我表示强烈不信与抗议。随后到9月3日，政治局在整体保持外在态度的局面中，围攻了唯一主体性介入并支持我9月2日文书的政治局员N，多名政治局员将其围住并谴责其对石田持保护立场，并采取禁止其与我和石田接触的措施。我在当天因与政治局员N接触得知了此事。
另外，政治局在9月3日突然单方面通知我，取消原定于次日与石田进行的自我批判讨论会。该自我批判讨论会是按照我在8月31日会议时的设想策划的，原可作为对长达一个半月的石田自我批判进行总结并画下句点的场合。我曾希望举行该场讨论，亦明确表示希望以该讨论为基础决定35全总中对石田的处理。然而，政治局却在前一日单方面中止该讨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把反对政治局方针的我与支持石田的政治局员N排除在外，约十人围住我并进行了数小时的女性歧视的言辞恫吓嘲弄，并逼迫我屈服的“会议”。回想起此前书记长秋月在中四国地方委员会对性暴力告发者贴上“组织破坏者”标签并进行“绞杀”压制的历史。虽在34全总上秋月代表党作了自我批判，但不久之后竟从“不要诉说受害”转变为“要以理想受害者的方式行事”的态度——也就是说，先前的自我批判在现实中几乎被重复翻演。在这场“会议”上，我多次强调：“既没有与我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也没有在总结中达成一致，却要单方面把8・31政治局决定作为35全总的决议并向全党通报，而且若到了那一步，我作为党内会议的主办方，还不得不亲自向学生同志们说明此事，你们可知到这样的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性？”“8・31政治局决定是在数月乃至数年的斗争后，篡夺了我推动石田转变的努力，抹杀我的斗争成果并使我背负污名——如若提出这等东西，我会彻底崩溃”。
不久之后，我还曾单独冲进为处理此事而召开的政治局临时会议，并直言：“若你们提出这种东西，我只有在大会当日发动起义，我知道那会带来何等后果。你们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政治局却坚称“不撤回8・31政治局决定”。政治局员HS更粗暴地咆哮道：“那么告发是假的吗？”“若有话就上35全总讲吧。”在党内生活中，我深知很多政治局员也犯有与我所指控的内容相近甚或更甚的女性歧视行为，当我指出“你们自己不也有污点吗？“的时候，政治局员FR竟理直气壮地回应：“都这么做几十年了，当然如此。”在此过程中我还听到秋月宣称“矢嶋被石田洗脑了”，这再次说明以如此水平的政治局去让石田“做自我批判”对我而言是不可能的。
在此前后，以政治局员HS、原本信任的女性同志M与R等为首，将我撰写的文书在多场党内机关会议（据说还包括专门临时召开的会议）或向个人进行散发，目前已知该文书至少被散布至数十人之手，其中包括与我完全素不相识者。这些被散发的文件，本是我仅限于同可信任者共享、为商议家庭内关系等事由而提交的材料。散布者并且刻意摘取了其中对石田描述最为恶劣的极小部分。当问及何种文书正在何处由何人进行传播，政治局一概拒不说明。事态仍在持续发展，且相关文书已明确落入党外人员之手并在网络上扩散，甚至出现了可识别我本人的情况。
未经同意曝光敏感内容、基于“矢嶋的本心就是如此”的武断判断进行处理，本身即构成典型的“二次加害”，并暴露出其对女性歧视之无知无识与低水平。与男性政治局员相比，女性M与R或许是以“在与女性歧视作斗争”的意识去散布我的文书，但这正应验了“通往地狱的路往往是由善意铺就”的说法。两人虽对我的愤怒表示同情与支持，却未曾就我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想或路线上的深化整理讨论，反而她们以与关西发生的OZ事件（注：另一案件）做粗糙类比，最终走向恫吓我“要服从政治局决定”的地步。9月4日及35全总当天，女性同志R曾对我怒斥：“你背叛了我们！”但真正首先背叛的，乃是政治局与女性同志M、R在未获我信任下擅自散布我托付的文书（这不仅是对个人的背叛，更是对党的信任的彻底破坏）。
在这样的运动中，女性将永远无法再揭发对女性的歧视，也无法在信任同志的基础上共同战斗。
（２）
经9月4日晚的临时政治局会议到5日凌晨，面对35全总翌日将强行对全党公开“8・31政治局决定”的紧迫情势，我决定绝不容忍这样腐败至极的政治局-党的存在。我决定确保让石田彻底贯彻自我批判的同时，推动反女性歧视斗争的前进，解决家庭问题，我决心以个人责任为基础，彻底完成运动、组织及其成员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变革。因而我开始制作以我个人名义批判政治局的错误的文书，并着手撰写彻底谴责现政治局的连名文书。在许多同志还是第一次听闻此事的情况下，向他们解释清楚具体情况之后，中央学生组织委员会的所有人约20名同志，在短短一天内全体响应并签署了连名，从而实现了当天的起义。
35全总当日，作为迄今（事态发展）过程的“顶点”，我和学生同志们遭受了无数的辱骂与嘲弄。政治局员FR对谴责政治局不负责擅自扩散信息的学生居然“辱骂（！）”学生“你们是女权主义者吗？”秋月说：“（我们要）组织青年、学生和女性！这可不是在女权主义圈子的小打小闹！”，这是对这些年同我们女性解放斗争产生共鸣并加入运动的女性同志们的赤裸裸的侮辱。而当学生对秋月的“洗脑”发言提出抗议时，秋月支吾其词并回应“哪里是歧视言论！只是语言的修辞罢了！”试图回避责任，仿佛被提起战争责任时的昭和天皇裕仁以修辞为借口进行的狡辩一般。
当我获得大会运行方允许进行发言并上台，就上述声明内容进行陈述时，会场爆发出“别为石田辩护”等辱骂、哄笑与此起彼伏的叹息声。在发言末尾，当我开始指责政治局员过去数日对我实施的女性歧视性袭击时，全国委员与旁听者发起最激烈的喝斥与辱骂。以女性同志R的失控为导火索，参加者一齐扑向我，切断麦克风电源，把我从台上暴力地拖了下来。就连曾亲身在党内遭受性别歧视和性暴力的女性同志们，此时却领头排斥我们，而政治局的男性们则面带窃笑旁观，如此血淋淋的景象正是我在35全总现场所见到的。对于那些冒死保护我的学生全国委员与旁听的同志们，政治局的拥护者则以较对国家权力和机动队更高的敌意进行了暴力的排除。仅凭几日前乃至直到当日才看到的政治局片面剪取的部分信息，就朝着将近一个月前还在并肩参与8・6广岛战斗的学生猛踹腹部。到底谁才是真正被“洗脑”的一方？他们还乘胜追击，政治局的拥护者们当天就把我们逐出了前进社。包括我的年轻一代的同志们纷纷表示，这让他们切身感受了“革马”的作风。
（３）
以上所暴露的是，在帝国主义最末期的危机之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战争情势与内乱情势业已日趋成熟、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只在一念之差的时代。我们9月6日的起义，揭露了革共同政治局深深屈服于在帝国主义所产生的歧视意识形态，并回避了与歧视对抗的严峻斗争。他们以“组织纪律”为名，公然敌视近年来推进的反战斗争以及与之并进的女性解放斗争，沦为最恶劣的歧视者集团。
在此期间，随着大量青年、学生与女性陆续加入反战运动，我们的组织与运动能否真正与社会上弥漫的歧视与排外主义，尤其是女性歧视的现实展开斗争，成为了与年轻同志关系中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回顾我自己，2020年遇到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时，正值2019年全学连主要活动家中女性成员“归零”之际，在首都圈里面我作为第一位女成员集结起来。自此我下定决心“要补齐党所缺乏的部分”，通过有意识的理论与实践努力，使得一位又一位女学生、性少数者加入运动，并在反战运动的发展中争取女性解放斗争的深化。特别是去年4月，发生了全学连的松本彩乃女士受到临时加入的参与者的性暴力的事件，通过受害者的起义与总结，“对运动内的女性歧视的斗争”的实践获得了一大飞跃。关于这次4・28性暴力事件，告发者本人提出问题后在学生内部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组织性讨论，并在半年间与党及相关团体分享，事件一年后在网络上公开。政治局在9・11声明中反问“中央SOB（学生组织委员会）自己去年所提出的‘4・28总括’……通过激烈讨论、由书记长牵头、政治局和全国委员会整体贯彻的彻底自我批判和总括到底是为了什么！”——对此，我要反问的是：到底哪一方才是真正应受质询？不管秋月怀着何种想法发言，此话无疑暴露出他们根本不理解，且也没打算理解这场保护与尊重当事女性、在组织上获取教训、争取纲领性深化的女性解放斗争的艰辛。
今年7月我对石田的批判，揭露了包括全国委员与政治局员在内的党内仍在横行并再生产的女性歧视的现实，是紧迫对于党整体进行变革的内容。我所提出的并非只限于丈夫一人的问题，同时也是对组织整体的批判。然而政治局与其追随者却回避将石田的问题视为政治局整体乃至党整体的问题，而选择对个人进行妖魔化与处断，以此拒绝并逃离了组织全体-乃至他们自己的自我变革并去保全自身。他们将“把歧视者石田给处断的政治局”登场于整个党以及阶级面前，作为35全总的已定方针，其方针带有强烈政治意图。
如果说要把石田因女性歧视问题定性为“反革命”并将其开除，那么究竟又有多少政治局员与全国委员（特别是男性）应当同样被视为反革命而开除呢？象征性地说，一位熟知党内实态的女性同志M就在上个月对我说：“明明全国委员的9成是女性歧视者，而最努力建立了现在的党的你（矢嶋）却没成为全国委员简直无法理解”。虽然这次不在文中列举具体例证，但不得不指出党内已经发生过无数次更加严重的女性歧视和性暴力事件，仅仅是尚未“揭发”而已。若政治局把对石田的愤怒与暴力倾向哪怕稍微地转向自身，政治局与全国委员会恐怕都难逃自我崩溃的命运。我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样的党的现实。
在对石田的7月批判文的结语中我写道：“本报告虽全篇列举了对［石田］的不信、不满与批判，但我并不认为这应该视为［石田］的个人问题，而应把它视作在运动和组织飞跃发展中，党的领导方式本身遭遇瓶颈的问题”；“面对发生的组织问题，党始终没有从思想的高度上进行剖析并做出总结，而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对于无法解决的事情就把矛盾集中至某一个人身上压下去。组织和运动承受着这种经验主义政治留下的巨大矛盾前进至今，而如今这些矛盾正在以各种形式喷射出来。”——这即是我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所在。
（４）
9・11政治局声明中所写道：“革命性的女性解放斗争，绝不是去热衷于对性暴力的阶级犯罪性质进行所谓‘原理、原则以及具体事项的评价’的详细阐述或者去进行定义。”这类描述，实际上反映了政治局对女性解放斗争无知与误解的漠视态度转向敌对，且完全否定了学生同志们所开辟的新斗争视域。把一切事件粗糙地以类比来叙述，并一律以相同“性暴力”之名进行断罪。女性解放斗争的失败，正是源于这种对个别具体情况的舍弃。政治局及其追随者口口声声说“和某某一样”，把一系列出现的事件草率地与党内过去的各类女性歧视事件重叠“理解”，从而描绘出“理想中的加害者形象”（即将石田妖魔化），并对言行上背离了这种“理想的受害者”的我实施“二次加害”。如果将“与某某一样”设为禁语的话，恐怕他们就再没其它可以用于讨论女性歧视的话术了吧。
在34全总前后，许多同志曾反思并说“最初知道OZ事件时，并未以女性歧视问题来认识，而是把它视为恋爱问题”，但我一直深感这种“是歧视还是恋爱”的单纯化非常危险。那会把平常的男女“吵架”或“恋爱问题”与阶级社会及女性歧视现实的深层关联抛诸脑后。究竟在这社会中是否存在与女性歧视无关的“恋爱”关系？那不过是一个抽象世界中的虚构概念。私有财产制度下，女性歧视制度与意识形态数千年来始终以巨大的物质力量内化在我们之中，正因如此才需要日常不断的检视并以全生活、全人格之维度与歧视进行斗争。把“女性歧视还是恋爱”作割裂与单纯化，反歧视斗争就会从日常实践中被切割开来。正如已故的中野洋（动劳千叶顾问）先生所言，在战争时代，仅以“我不是歧视者”“我正在和歧视斗争”来确认自我，当大批劳动者阶级被卷入斗争时是无法避免要失败的。
在阶级社会现实中，人类家庭关系即使不断受到破坏，仍不得不维持下去，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应如何理解并在组织与运动中定位并突破它？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同志加入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在同她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意识到这已不再是个人问题。7月的“告发”正好成为将普遍的女性歧视现实语言化的重要契机。
诚然，如OZ一类人物在有伴侣与子女的情况下与多名女性发生关系，甚至践踏女性意志、实施性暴力，这类人格应当立即受到严惩是不言自明的。但OZ与石田在女性歧视性的程度上是否相同？我也曾以与OZ相类比来表达自身痛苦，但这种类比极端而单纯化。我仍承认石田和组织整体曾把我置于足以让我一度把家庭关系视为〈性暴力〉般的不信状态中，并强制我处于某种“无家庭状态”，其犯罪性质非常严重。正因如此，我从阶级社会中无法逃避的家族关系〈性暴力〉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问题。
（５）
9・11政治局声明已经充分表明，革共同政治局及其拥护者，已堕落为与劳动者阶级反对歧视的现实斗争和愤怒毫不相容的存在。我们必须重申在26全总时党所做的自我批判。
回避与职场中资本的现实攻防战、逃避阶级斗争实践的党，将会成为无法与资本和权力斗争的党，在政治斗争甚至理论斗争上都会产生退步与扭曲。同时，会逐渐脱离马克思主义，用纯观念的空谈来掩饰现实。其结果是失去列宁所提出的“保障革命党纪律的三项条件”：①只有通过与资本和权力的斗争才能萌生的‘作为共产主义者的自觉’；②只有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才能培养的‘与群众相结合的政治能力’；③经由群众检验而来的‘正确理论’。
《26全总报告》
9・11政治局声明正是“理论斗争上的退步与扭曲”“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纯观念的空谈”的重复。其中诸如“不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相连的女性解放，无论叫它‘激进女权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实际上都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女性解放除了通过实现共产主义别无他路”这样的段落，都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当然，结论上讲，若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女性解放是不可能的。然而，数月前还在自我批判中承认自己处于“对女性解放斗争的无知、不理解＝敌对”状态的人——秋月——如今恬不知耻地自命不凡，断言女性解放的具体实践就是要“将阶级性的核心真理给那些自发觉醒的无数女性阐述清楚”，显得既滑稽又傲慢。
许多革命的但是思想混乱的人，‘遇到没有主意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不去注意那些必须加以考虑的清醒的事实的时候，就去求助于原则。
《列宁印象记：妇女、婚姻和性的问题》
面对着我所提出的“水平低下”的批评，政治局和全国委员同志们，却诡辩高谈 道“你这是蔑视劳动者”或“别小看劳动者”，但我并非故作知识分子姿态、自认学识渊博而自恃清高。恰恰相反，我想指出的问题是：从女性大众的视角看，她们会理所当然的认为“这等水平的人/组织不可被信赖”。作为共产主义者，担负革命党中枢的政治局员与全国委员，却以群众无法接受的“水准”行事，这就是问题所在。革共同本应去学习女性在斗争中获得的经验，而政治局一贯缺失此种基本态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思想“水准”应当不断更新，但政治局亦无此姿态。将此视为“蔑视劳动者”之类的指责，不仅对于共产主义政党的党员来说是错误的立场，而且还暴露出“劳动者无法进行理论斗争/不必进行理论斗争”这样的蔑视劳动者的思想。这也与对旧关西指导部的批判如出一辙。34全总时被批判的对象，在“石田反革命”面前已被彻底遗忘了吗？
政治局为维持其权威并自保，在35全总结束的不到一日之内便删除了YouTube账号“前进频道”，开始进行斯大林主义式的历史修正。曾经那场号召“向学生学习！”以推进反战与女性解放斗争的行动，此后也势必将遭到清算。今后，可以预见的是，《前进》报上将不断重复对“石田一派”的诽谤中伤，靠妖魔化石田来维持内部的团结，并对外散布谣言，对我实施二次加害；我已对此做好觉悟，并公开本文。9・11政治局声明侮辱并破坏了我的存在和我数年斗争的成果，但我将活下去，继续前进，在粉碎政治局的一切攻击的同时坚定走向革命。政治局越是试图把我描绘为“动摇的被加害者拉拢的受害者”，我就越会凭借主体性的斗争，去持续创造其已然丧失女性及劳动人民信任的证据。
（６）
至此说明，我们起义的“首谋者”是我矢嶋尋本人，而无论是从打倒女性歧视的斗争的角度，还是从党内纪律、党内民主角度看，9・6起义之正当性也都已经明晰。而政治局所描绘的“石田为保全自己的起义/私党化策动”的如同寓言故事一般的单纯化主张是多么荒唐无稽，如今应已明了。9・6起义的组织化，乃是为了对抗政治局这段时间对我实施的女性歧视行径，并为掩盖真相而发动的党内组织化策动阴谋而采取的对应措施。当时的起义联名者们也做好了面对被除名等严厉处分的觉悟。另一方面，为保护非中央学生组织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成员免受“组织指导系统滥用”、“策动私党化”等污蔑，我们未向他们告知具体事态，直到起义者被驱逐出前进社。因此，除一位因党龄长而被认定可以承受对应后果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成员外，其他非中央学生组织委员会成员均未参加联名。尽管如此，政治局与其党羽罔顾事实地尖叫“你们全都不再是革共同成员了！”，甚至将仅仅是待在前进社里对事态完全不知情的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成员也一并暴力驱逐。就连曾经的EL5问题，从事发到彻底决裂都耗时超过一年，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同志・反民主主义的党务运作方式才能导致如此的结果？！我们本希望始终能信任党的同志们，只要政治局至少能就自身所作出的女性歧视言行表明进行自我批判的态度，就存在着“重新团结”的可能性。但我们惊觉党的腐败远比想像中的更为严重。
如前所述，关于石田的“自我批判”，针对我个人的内容确实已达可被我承认的阶段，但作为发起并推动34全总的政治局员，他对党与阶级的自我批判仍不彻底，这一点我必须明确承认。面对一连串事态的发展，原定计划被大幅改变，导致我对石田的批评及石田自我批判的整体总结和反思仍显不足。故初次读到（或被迫读到）我的对石田的未经解释说明的批判文书原文的同志们受到极大震撼，他们对石田的女性歧视、对党内横行的女性歧视以及对这些罪行被纵容到现在感到无比愤怒。此外，在如今事态急剧发展、局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彻底完成包括对此局势负责在内的自我批判，已经成为一项必须在以共同斗争的同志为核心、置于同整个劳动者阶级关系的层面上来进行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要求。没有这样的自我批判，任何人都不会容许石田继续以中央学生组织委员会议长的姿态行事——这一点在过去两周内已经反复得到确认。我们承诺将承担起使石田进行根本性自我批判的责任，并在不久后将使其对阶级作出更深刻的自我批判。
※ 关于此次声明公开，预计政治局及其追随者将再次做出“操作矢嶋当挡箭牌并躲在其背后的正是无耻之徒石田”等论调，但学生战线指挥部的共同见解则是，在其自我批判达到一定阶段后再让其发言才较为妥当。另外也有收到认为石田本人没有资格在全学连大会上出席的批评，但正是因为大会前一日发生了广岛党员对广岛大学支部学生的袭击事件，要求石田出席全学连大会正是我们经过讨论后判断的结果——若是让石田单独行动则会使其生命陷入危险。
（７）
现如今正是美日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世界战争迫在眉睫，亿万亚洲人民面临屠杀的危急存亡之秋 。在此情势中，对外国人、女性、以及“残障人士”的歧视正被激烈煽动。曾经立场明确高举“阻止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反战斗争的革共同，如今竟从头到尾屈服于歧视，蜕变成无法与歧视展开斗争、也无法与帝国主义战争形势对抗的党，这将给日本的阶级斗争带来极大的危机。我在此强烈呼吁革共同中仍有存有良知的党员们，共同起来与我们一道彻底推翻这个腐败至极的政治局。
我们决意无论在多么艰难的困境中都要贯彻“团结一致化侵略为内战”的口号，创造出能够阻止对中国侵略战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反战斗争，并孕育出能够释放青年、学生、女性力量的、成为团结轴心的群众运动政党。我们呼吁所有劳动者、学生、市民，请在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和全学连的旗帜之下，到10・7巴勒斯坦起义2周年新宿反战示威上集合。同时，恳请大家为革命党的重建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并积极捐款！
参与9・6起义的学生同志们，以及在事发后得知情况的学生和劳动者同志们已经紧密团结起来，决不放弃革命。而在读过9・11政治局声明后，许多劳动者党员及支持者也对政治局提出了质疑与愤怒，并表示愿意加入我们的阵营，9・6起义的正义性正在日益彰显。作为结语，我们在此作出最后的警告：
若政治局与其党羽不实行彻底的自我批判与转变，革共同将永久失去全学连和马克思主义学生同盟。
以上
